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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念祭奠一段动荡荒芜的青春-我看《颐和园》

怀念祭奠一段动荡荒芜的青春-我看《颐和园》

一部好的文学作品,比如电影,也许永远是视觉上的享受,为了迎合某部分人的思维,而真正经历过的,或许感同身受,或许不忍回首,或许嗤之以鼻。而她之所以能够吸引你,因为她有足够的代入感。《颐和园》就是这样一部电影。我庆幸我被她吸引了。

一小段日记,三个赫然大字“颐和园”,伴随着阴柔的画面和飘然的背景音乐,故事在小雨中开始了。电影开场真的可以奠定一部作品的感情基调,即便你没什么头绪,聪明的你或许发现,仿佛我们一直在这样的状态中生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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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面的画面太熟悉了。电影里的学校是北清大学,也就是指北大或者清华,抑或这两所学校的你中有我,还是指全国各所高校?80年代末的天之骄子,神气地戴着自己引以为傲的校徽,在食堂里刷洗没有油的饭盆,回到6,7个人住在一起的有上下铺的宿舍。生活不比现在大学生的优渥,可他们(我们)的校园生活是充满了真诚和热情,文艺气息浓厚。不象现在网络媒体时代的纷繁复杂,他们可以安心的读书,学习,创作。诱惑少了,自然而然更有激情和热情去投入到自己的生活中去。

在这样的天之骄子中,有一个叫余虹的女大学生。余虹是感性的,更是性感的。她的日记,她的想法,她的那些让人似懂非懂的话,她是特立独行的女生代表。一个女人不必活的精致,但不能活的肤浅,余虹向往一种解脱和自由,至少,精神上不会落寞,身体上更不会孤独。对于爱情和性,她是如此率性和洒脱。她可以在老师讲“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时,把头探出窗外,思想早已飘到远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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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都说那是一个禁欲年代,其实不然,青年人的爱情思潮已经开始萌发,其实,那是一个伪禁欲时代,就像林子诗中那样,“只要你要,我爱,我就全给,给你——我的灵魂,我的身体。    常春藤般柔软的手臂,百合花般纯洁的嘴唇,都在等待着你……” 

有一种东西,它会象夏夜的风一样袭来,让你促不急防,无法安宁,与你如影随形,挥之不去。我不知道那是什么,只能称之为爱情。在校园里,余虹遇到了深沉的周伟。

他们相遇在一个喜欢思辨,谈论概念的时代。大学生可以毫无顾忌地看哲学,抽烟,谈论诗歌,他们生活中至少还有理想残存,还有信念依稀。他们可以讨论很多形而上的问题,来求得心灵的暂时安宁。而不至于被人反问一句:“哥们,有病吧?”余虹和周伟谈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恋爱,更肆无忌惮地用年轻的身体慰籍着彼此。他们最终为什么分手,我还是不能够完全理解。有人评论,电影的调调十分小资。小资不一定是咖啡红酒蓝调。也许是天性敏感者的与生俱来的抑郁和神经质。

然后就是89年那一场轰轰烈烈的事件。余虹辍学了。她交往了一个又一个男人,其实是她和周伟那跨越十多年的离合情仇的宣泄方式。如果我们仅仅用道德来判断这一切,未免有些轻率和缺乏理解了。

 

“六·四”之后,李缇(余虹的好朋友)和周伟去了德国。当李缇从楼顶跳楼自杀,惊起好多只和平鸽。我看到的是周伟眼中的理想之光黯淡了,渐渐熄灭了。惘然刺痛,却无迹可循。而我想到的是我的大学同学的先生(当时的男友)。他是当年广场上李鹏对话团的成员,女生谈话里的焦点人物。之后,被民众保护,坐船偷渡到香港。又辗转来到美国。这29年,他并不顺利。母亲病危离世,也不能回国。今年六四纪念日时,听说他的抑郁症越发厉害了。唉,不是出国的每个人都能成为李录,柴玲。

周伟回国了,找到了余虹。他们近在咫尺,而灵魂却无穷遥远,甚至喜怒哀乐都不存在了。从此天各一方,不再相见。

李缇的墓志铭上这样写着:无论自由相爱与否,人人死而平等。希望死亡不是你的终结,憧憬光明,就不会惧怕黑暗。这是《颐和园》定格的最后一个镜头。

 

颐和园片尾

 

我想了很久才似乎明白娄烨为什么给这部影片起了这个名字,但当我想起颐和园那片看似波澜不惊的水面下深藏着惊心动魄的暗涌时,我就会自然而然地联想到余虹和周伟冷到骨髓中的爱情。

随着黑豹的“Don’t break my heart”响起,我为那一段动荡荒芜的青春唏嘘。因为经历过,所以懂得。我庆幸自己是一个没有政治头脑的人。去广场就是因为我的朋友,我的同学,他们在那里。和许多小伙伴一样,义无反顾地离开故国,我不再相信政党,不尊崇任何主义。我更愿意相信北美明媚的阳光,纽约繁华路口人行道的绿灯,出门时口袋里的钱包和钥匙,手机里显示的满格电。

(图片来自网络)

【番外】这个影评是几年前写的。人们,为什么每年都喋喋不休谈论这个话题呢?我想,是因为发生在29年前那个清丽的初夏的历史事件深深地印在了大脑回路, 而且一定是右脑的。因为右脑中存在心灵感应通道和想像通道。能够把声音变成图像或乐谱; 能够把声音变成颜色,把气味变成图像.因为有情在,才有心,才是人。去年的“六·四”, 我刚好在柏林旅行。那天瓢泼大雨,因为行程环环相接,我们还是按计划朝拜了马恩论坛(Max Engels Forum)。

马恩论坛

转悠到菩提树下大街(Unter den Linden), 我竟恍惚觉得这里是帝都!家里掌柜的揶揄我痴傻可笑。我便用了如上的大脑右脑回路理论反驳他。在马恩两位伟人的铜像前,我们几个曾经的共产主义接班人再次讨论共产主义的可实现性。我说,人性本是懒惰,自私和贪婪,已经烙在基因上。共产主义只是人类美好愿望罢了……又扯远了。这个议题以后另起一篇吧。